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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“現代”國家和“古代”國家
2019-10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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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看到“清華大學某位哲學教授所謂道破現階段很多迷局的一段話”,恰好某與朋友也談到這個問題,用此文記錄一下對此問題的思考。



哲學教授言:很多人發現不僅與父輩難以言政治,而且和很多同輩人也難以言政治,表面看是政見分歧,實乃觀念所處不同歷史時代。其進一步把不同的歷史時代明確為現代國家和古代國家(這個古代國家相信也是他言不由衷的一個含糊稱謂),與現代國家之個人優先于社會、國家,個人的權利、尊嚴和幸福必須要首先得到保障和尊重,否則國家就是失職、更嚴重到失去合法性;而“古代國家”滯留在國家先于個人和社會,國家強大比個人幸福、權利和尊嚴更重要,更指出這個古代國家要個人對幸福的改善感恩戴德于國家。教授最后說,中國只有少數人持有現代國家理念,大多數還是持有后一種觀念,明確針對這種現狀而提出中國需要大啟蒙。



教授是哲學專業,還是在清華大學執鞭,說的話肯定是有專業水準和指導水平的。可是同樣的內容,在某與朋友的談話中,不經意也可以觸及到,而且某亦屬于教授所言及的大多數人,可見教授的話初看挺唬人,細想也沒有什么特別的。如果只是看到網絡上轉帖的一片“紙”,還真就讓教授給唬到了,要對其所言仔細分析的話,很多內容也許教授并沒有說出來,或者遠不及其實際專業水準應該講出來的。作為一個非專業人,也想仔細考慮一下這個話題。



一,觀念的歷史性



某非常贊同教授的一個觀點,那就是政見的分歧其實大部分是來自觀念的不同,而觀念確實是具有歷史性的。可以這樣說,持有不同歷史性的觀念來討論政見的話,確實如雞同鴨講,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,就像是兩個平行面上的直線,如何擺弄角度也不可能相交。



教授的主要論述焦點集中在個人、社會和國家上面,這些概念好像很明白,但確實具有時代性,并非一看字面就以為簡單易懂。具體來說,人這個概念也有時代性,之前就是指個體的人,現在越來越賦予其更多的屬性,這個屬性也隨時代發展越來越膨脹、復雜。說起來,現在賦予人身上的屬性,也是和社會、國家所對應的,沒有社會和國家,人的屬性就沒有那么復雜。



人是群居動物,是智慧動物,自然就有人類所存在的群居關系,現在稱之為社會,以前也沒有明確化,就是抱團取暖一起求生存。這種關系被稱謂社會后,也有了屬性,這個屬性往往和民族、國家體制有關系,因為如果沒有民族和國家,社會屬性也就不會這么復雜,就不會有你死我活、對抗的社會體制。



國家的概念較之個體人和社會略顯“理論”些,從考古學里國家形成的定義看,國家必須具有下面幾個要素:領土、人民、主權和政府。這些概念也是現代思想的表述,在古時候并非這樣高大上。中國古時候稱諸侯的封地為“國”(大夫的食邑為“家”),漢語中很早就出現了“國家”這個詞,比如《周易》中的“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”。這個詞到了秦、漢大一統的時代,受儒家思想的影響,形成了家、國同構和家、國并提的認識,如西漢《說苑》中有“茍有可以按國家,利人民者”。



中國以及其所在的東方,國家出現的比世界其他地方早,而且形式極少變化,這是因為秦漢奠定的大一統的極權統治非常穩定。相比較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,國家出現的晚,而且國家形式也在不斷變化。歐洲為什么國家不穩定,主要是民族和宗教參與其中,這些因素使得歐洲戰亂不已,國家即使形成也會被再次打破、打亂。



與歐洲國家相比較,中國歷史的歷代王朝(國家)實際上是關注民之個體的,比如:“則民生休戚、人品邪正,誰復為國家昌言乎?”等,當時的中原王朝把國家視為“天下”,統治者所關注的主要是如何“善待”民,防止造反,延長統治,并沒有歐洲國家間頻繁的宗教、民族戰爭,隨時要防止國體被破的危險。



歐洲與中國相比對國家概念更為重視,他們的國家實際是君主的工具,和民沒有關系。就拿亞當斯密所寫的經濟著作《國富論》來說,它僅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部分是那些經濟理論,集中在開頭篇幅,其他大部分是講國家為如何增富應采取的各種手段,包括比如用軍事建立殖民地,強迫訂立國家間不平等條約,去巧取豪奪他人、他國財富。當然也也有包括國家君主,應該如何運用稅收對國民最大限度的榨取的內容。



講述人、社會、國家這些具有歷史屬性的觀念,主要是要明白這些觀念雖然是獨立概念,但其相互關聯不可斷然分開,特別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,這些觀念即使不斷發展、變化,它們之間的聯系依然是無法分割的。而且中國歷史上,雖然國家形成的早,形式也少有變化,但是并沒有妨礙對個體“人”的重視。歐洲國家的形成,以及形成后的所謂國富之道,主要建立在對“民”之壓迫和殖民其他國家之上。



人類歷史至少數千年,二戰之后也才不到七十數年,竟然有人說著時代差異卻全然不看歷史,以自詡“現代國家”盛氣凌人于“古代國家”之上。從歷史上看民與國的關系,從西方搬來那點東西,要如何啟蒙開化中國大多數國民呢?



二,民族與國家



我們要談國家,就離不開民族,因為國家形成最初大都以民族為基礎核心。特別是在歐洲,國家上升到主權還是比較近的年代。法國人博丹在1576年的《共和六書》中提出了主權Sovereignty,這個是國家的主要標志。主權是對公民和臣民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權力,對內至高無上,對外獨立平等。國家主權,意味著把國家與包括家庭在內的一切社會組織和群體劃分開來。



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(Benedict Richard O'Gorman Anderson)寫過《想象的共同體: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》(1983),說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,它是被想象本質上有限、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。



民族起源最初是以出生地、膚色、語言等不以人的意志選擇的種種條件來定義,“民族在人們心中所誘發的感情主要是自我犧牲。民族主義從過去、現在到未來都不會改變它的官方性格,也就是某種發自國家、并以服務國家利益為至高目標的東西”,安德森將民族置于對國家的集體認同位置上。西方學者把民族和國家似乎等同起來并不奇怪,想來歐洲一直在民族與民族、甚至部落與部落不停地爭斗,搞的今天一個國家明天又成另一個國家;今天地盤在這,明天地盤就沒了。



中原國家自秦漢一統后,雖然有五胡亂華等民族、地域之斗,但大唐后到宋對多民族國家的管理統治多有經驗體會。清朝總結了元蒙人的失敗經驗,也在跨越民族界限上做了自己的努力,其實還是依靠了幾千年大一統的文化力量。說到底,個人離不開群體,群體離不開民族,而能跨越民族的是文化。



跨越民族的管理,其本質是對個體的民族屬性公平對待。中國自民國開始五族共治,到新中國的56個民族的命運共同體,實際在對待個體上已經超越民族和宗教的不同,做到了根本上的最大公平。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,在國家層面依然擺脫不了民族和宗教的分別對待,就拿美國來說,國家憲法的宗教屬性如此鮮明,人種歧視如此猖獗,卻被標榜為“現代國家”,豈不貽笑大方。到底誰是國在上民在下,誰才享有根本的自由,不要聽其說,而要看其做。



三,個體自由之哲學討論



曾有知名將軍謬論道“中國沒有哲學,有也是圍繞權利、擁護權貴,而西方哲學則崇尚民主、自由”。此論調和把自己置于“現代國家”地位,來指責“古代國家”民眾需要啟蒙、教化的教授,其本質基本是一個意思。



在中國哲學中,就拿墨家來說其學以才為重,崇尚上下貫通,以義為唯一的標準,要求人人兼愛。儒家貌似過分強調君臣、父子、上下尊卑、禮儀秩序,同樣道家也說過類似“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”這種容易招爭議的話,但這兩大體系強調圣人與百姓之間的差別并具體到君臣、父子間的服從關系,實乃以社會尊卑秩序來治國,在治理體系中強調個體之間的相處之道。



道家中”圣人“在精神上雖是高層次,但并未抬高圣人的社會地位,圣人不過是得道之人。道、是道家最高追求,道家崇尚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,依然強調的是”人“。而儒家這邊是以禮治國,這上下、尊卑關系都是尊寵著大權威“禮”而來的。此“禮”并非特權而是義務。在儒家社會中所有人都有相應的義務責任,并沒有“特權”這種東西。



反過來看看西方哲學里對于國家統治和統治國民的內容。最“臭名昭著”的要數馬基亞維理的哲學,這才是真正的“邪惡”政治。馬基亞維理推崇國家暴政,鼓勵君主(國家)利用恐嚇手段治理國民,”國民要生活在對君主的畏懼忌憚之中,才能換來長久有效的政權。君主就是要小心,別玩兒過火讓國民心生無法忍耐的仇恨,驚怕是最好的國民精神狀態“。



西方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其實是很近的概念,盧梭的社會契約論、約翰米爾的論自由等書出來后,才慢慢出現以美國為“旗幟”的民主自由,并被抬高至普世價值,絲毫不顧及其憲法和國內實情的矛盾之處。即使是追溯到民主先進到“爆”的古雅典,也對完全的言論自由持保留意見。如此還要堅持說西方哲學之本是自由民主的話,真是應該回頭重新溫習一下那些“經典”。



西方和中國從古至今都分別經歷過暴政、自由兩個極端的社會狀態,并不能一概而論誰就是現代、誰仍停留在古代。而且,自由與公平是相互關系的,并非自由度大則更公平。為了群體的公平也許需要犧牲個體的自由,反之為了個體自由,需要群體(社會、國家)的法律規范。在不同的歷史背景、不同的發展階段,個體與社會、國家的關系也不是一成不變的,不僅僅和文明、文化、宗教有關系,也同共存于世界的其他國家、社會體制相關系。





四,全球化和區域化



從個體的全部、也就是人類的所有個人來看,什么才是個體的追求?是自由還是富裕,是富裕還是快樂、幸福?這是一個宏觀問題。如果把這個宏觀問題細分到每一個個體人身上,這就是一個微觀問題。宏觀問題的答案和微觀問題的答案應該是一致的,可是對應的行為并不一致,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局限性所致。



就拿最近成為網紅的瑞典女孩來說,或許她在聯合國的發言不是表演而出自內心,但普京說得好:

“沒人告訴她世界是多么的復雜且不同,亞洲和非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希望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瑞典人相當”。普京是在強調,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,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,當你在追求自由和快樂時,也許有些人在努力追求富裕甚至生存。



非常有意思的是,個人的追求不能離開你所生存的社會和國家體制,就像上面普京說的那樣。而且更讓人錯愕的是,個人的追求因為你所在的國家和社會,會與不同國家和社會中的個人追求相矛盾,相抵抗。更深刻的揭示就在全球化、區域化發展過程中。



全球化旨在讓產業合理分工,區域間產業合作構成人類經濟發展鏈條,進而達到人類整體的經濟發展。從宏觀意義上講是正確的,但因為地域發展不均衡,產業鏈上游的國家和地區始終剝削著下游國家和地區,形成了上游發達國家的個體“人”與下游不發達國家的個體“人”的不公平。同時,產業分工也促發了同一國家內部個體“人”之間的不公平,因為每一個個體人所處的“位置”(也可以稱為時代位置)不一樣,導致他們的追求也不一樣,而且互相矛盾。



這里形成了競爭,這個競爭是不同國家代表的個體“人”群體間的競爭,還有同一個國家內部個體“人”之間的競爭。歸根到底,個體的競爭離不開所在國家賦予他/她的屬性,也就是他她/所處的時代位置。



全球化讓國家和個體形成不同的時代訴求,宏觀訴求和微觀訴求也發生矛盾并在加劇。在當今這個古往今來沒有過的歷史階段,政治家需要做出選擇,而這個選擇絕不是只顧及個體,也不會只顧及國家。特朗普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,他的選擇是退出全球化,回到保守主義,本質上講是為了讓美國的個體得到回報的國家訴求。



中國的政治家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,那就是要回報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,讓中國達到偉大復興。中美兩國的追求本質是一樣的,都是為了自國國民的發展和訴求,但結果卻是對抗性的。歐盟、日本也是一樣,中亞、非洲也是一樣,離開國家無法實現個體人的追求,全球化把這個本質揭露得明明白白。只要世界沒有人類大同,只要世界還有發展差異,只要世界還存在國家,個體利益的追求就離不開國家的強大。而可以把個體于國家分開,只能說是別有用心。



五,什么是現代國家和古代國家



如果你現在還認為美國或者歐洲是現代國家,而中國是需要開化、啟蒙的古代國家,那估計你的水平比教授只高不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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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根簡介


張中,1985年出國留學,在日本東北大學獲得工學博士學位。后進入世界500強企業富士通、久保田工作,擔任高管。2001年回到中國從事投資咨詢工作至今。轉載、利用著者文章,需要征得本人同意,特此聲明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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